說到底，像北京這樣的城市，其規(guī)制追本溯源是來自中國人的大腦，來自意識形態(tài)；這是一座意識形態(tài)之城。它可能適于觀看，適于儀仗隊走正步，適于皇家車馬招搖過市，但卻不像那些自然生長的城市適于居住。這不是一座自然的城市。在一個標榜“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國家，這是一件說怪不怪，說不怪也怪的事情。
　　
　　一
　　從崇文門（元朝稱“哈德門”，蒙語，意“福門”）走直線到宣武門，肯定要經(jīng)過正陽門（俗稱“前門”）。有數(shù)年時間我奔馳在這條直線上：從家到單位，從單位到家。我騎在我的戰(zhàn)馬上，也就是我那輛破舊的二八鳳凰牌自行車上，每過正陽門，我的目光便會在那高大灰暗的建筑上停留片刻。那是畫冊中的前門、歌曲中的前門、煙卷包裝紙上的前門。美國人保羅•S•芮恩施在《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一書中說過：“內(nèi)城中央的城門（前門）仍舊保持著原來的樣子。穿過這座城門或站在城門下面時，人們就會產(chǎn)生一種難忘的印象，感到這個獨一無二的首都所特有的了不起的威嚴高貴?！避嵌魇┦?0世紀初的美國駐華公使。他所記錄的北京是袁世凱、張勛、梁啟超的北京。有時我的思緒就停滯在那個時代。那是一個遙遠的北京。我們不能指望一個外國人能夠說出我們自己對于北京的感受，但在一成不變的日常生活中，在仿佛永無盡頭的無聊感中，我們必須獲得跳出這座城市，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跳出我們自己的方法；而想象這座我居住的城市，體驗它超現(xiàn)實的“威嚴高貴”或別的什么，當能使我面對雙倍的生活。
　　正陽門南面是著名的前門商業(yè)街。街道不寬，可人頭涌動。當年鶯歌燕舞的八大胡同就是從這條街上西逸而出。無論陳獨秀還是胡適之都曾在那里落過腳。前門大街向南指向永定門。北京的中軸線南起永定門，北至鼓樓和鐘樓。除正陽門外，紀念堂、紀念碑、國旗桿、天安門、紫禁城午門、玄午門和景山中峰，由南向北依次騎跨在這條中軸線上。要認識北京乃至中國，就必須認識這條中軸線。在這條中軸線上，死亡與歷史重疊，死亡與權(quán)力重疊，死亡甚至與輝煌偉大的信仰重疊。說來奇怪：北京是一座如此擁擠的城市，固定人口1200萬，流動人口約700萬，可它的中心地帶卻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房屋全然寂寞無聲。說那些房屋是空的可能并不正確，那應(yīng)該是幽靈，至少是記憶幽靈的棲居之所。可能正是出于這樣一種聯(lián)想，我有一位朋友堅持認為紀念碑內(nèi)部也是空的。他寫過一篇故事，講一個人被另一個人追趕。這被追趕的人在北京縱橫交錯的黑暗的地下道里狂奔亂撞，正無路可逃，卻見前方有一光亮，以為那里是通向地面的地下道出口。他像在煙囪內(nèi)部攀著鋼筋梯鐙爬上去，探頭一看，嚇了一跳，發(fā)現(xiàn)自己正置身于紀念碑碑頂，下面是歷史創(chuàng)造者們鐘愛的、號稱全球最大的廣場，那里不知道發(fā)生過多少次革命或反革命事件。這是一個奇妙的狂想，也許實心的紀念碑碑體對它根本不屑一顧，但它依然是一個奇妙的狂想。
　　無比有，空比實，更能激發(fā)想象力，特別是歷史想象力，以及形而上學(xué)想象力，以及針對永恒的想象力。紀念碑雖是實心碑體，可今日的紫禁城確是一座空城。我聽說，在夏、秋兩季，每當游人在傍晚被清出紫禁城后，寧靜的夕光便會為那些龐大的建筑投出更加龐大的陰影，而太和殿前肅穆的廣場上便會落下成千上萬只烏鴉。這聽來的情景令我想起但丁《神曲•地獄篇》中的地獄第二圈：那些生前的好色之眾死后變成烏鴉永無息止地飛旋，形成烏鴉的風(fēng)暴。那些烏鴉多么渴望能有這樣一座人間空城可以略事休息，無生人打擾，自由自在。
　　我已有十幾年未踏入紫禁城（此處專指現(xiàn)在的故宮博物院），但我樂于想象這座空城。想象它的最佳地點，我敢說，就是在它的紅漆大門之外。而紅漆大門之內(nèi)，則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大地主的宅邸，既用于睡眠、享樂，也用于發(fā)號施令。有一天夜里，我獨自一人來到午門外。那二十多米高的大墻從三面圍攏我，我感到我是置身于歷史、傳說和神秘之中。我沿著青石鋪就的甬道走向關(guān)閉的午門門洞，忽聞一聲大吼我抱頭鼠竄。一個蜷縮在門洞里的人開始大喊大叫。他的叫喊聲回蕩在三面高墻之間。我聽出那是一個傻子。他像條野狗一樣被我驚醒了。另一次我探訪午門是在深夜一點多鐘，那天夜里大雨下成了黑色。我在雨中仰望午門城樓，幻想著一隊清兵或一隊宮女顯現(xiàn)，因為我聽說在雷鳴電閃之夜，古老的建筑有時會釋放磁波，再現(xiàn)昔日的場景。但是忽然，身后有了動靜。兩個黑影朝我走來，他們手里還端著槍。難道他們要在我祖國的心臟、這午門之前把我變成一個鬼魂？就在我被嚇破膽之際，我發(fā)現(xiàn)他們不是歹人，而是兩名士兵，他們負責警衛(wèi)這空空的落滿雨水的紫禁城。他們走到我近前，看清了我，然后一言不發(fā)地又回到他們蔽身的古樹之下。
　　
　　二
　　上大學(xué)時我聽過一位美國教授的講座。教授的名字我忘了，他講座的題目我也忘了，但還記得他提到過一位西方作家寫的有關(guān)北京的小說。小說里講到一個西方人愛上了皇宮里一位滿族婦女；這西方人還奇異地探訪過北京城地下的另一座北京城。我一直對這兩個情節(jié)非常著迷，卻從未找到過那位教授提及的那本小說，直到最近，我在北京東北郊花家地的一家小書店里翻到一本書。該書作者史景遷（Jonathan D．Spence），英國人，美國耶魯大學(xué)教授。該書書名《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是他在北京大學(xué)的演講集。我因讀過他討論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的著作《天安門》，又見此書講的是西方人對中國的想象，便將此書購回。到家我才發(fā)現(xiàn)，早在八年前我就買過這本書，但一直未讀，既然買了兩本，看來這書我是非讀不可了。于是謝閣蘭（Victor Segalen）的名字便通過史景遷教授再次映入我的眼簾。謝閣蘭，法國人，1909年至1917年三度來華，寓華時間約7年。1993年三聯(lián)書店出版過他的詩集《碑》和小說《勒內(nèi)•萊斯》的中譯本：《碑》我讀了，可《勒內(nèi)•萊斯》卻被我丟置一旁。這是多么可恥的粗心大意！當我因為史景遷教授對這本小說的復(fù)述而從我的書架上重新翻撿出它的時候，我想到巴西作家保羅•戈埃羅在《煉金術(shù)士》一書中所講的故事：西班牙牧羊少年圣地亞哥被自己的夢境牽引，跨海渡洋，千辛萬苦，遠赴埃及尋寶；結(jié)果他發(fā)現(xiàn)財寶就在他的家鄉(xiāng)，就在他出發(fā)的地方。故事絕對精彩，不是嗎？或許我千尋萬覓《勒內(nèi)•萊斯》的過程與圣地亞哥的經(jīng)歷并不完全吻合，但我通過想象“另一個北京”而認識我居住的北京的努力，至少呼應(yīng)了《煉金術(shù)士》的結(jié)論。
　　在謝閣蘭筆下，比利時年輕人勒內(nèi)•萊斯作為清廷秘密警察的頭子，幾次挽救過攝政王的命。他還是隆裕皇太后的情人。謝閣蘭暗示，這一切有可能只是居住在北京的勒內(nèi)•萊斯的幻覺。小說寫得模模糊糊，奇想不斷。謝閣蘭竟然奇想到北京城下另有一座北京城：
　　……這地下城自有它的城堡、角樓、拐彎抹角之所、毗連鄰接之處，也自有它的威脅，它的比水井更可怕的“水平走向的井”。 ……這些東西在地圖上找不到?！@真是一座地下充滿空穴的深邃的城市！
　　謝閣蘭的敘事并非出神入化，但他的奇想啟迪了卡爾維諾，或許他還是熟悉迷宮與噩夢的博爾赫斯的先驅(qū)。而最奇妙的是，他的奇想后來竟被林彪變成了現(xiàn)實（林彪不可能聽說過謝閣蘭的《勒內(nèi)•萊斯》。難道林彪是另一個天生的謝閣蘭 ？）。在他摔死于溫都爾罕之前，他通過大搞戰(zhàn)備而將人們派入地下，建成了一座由地道和地下掩體構(gòu)成的地下的北京。那時我還是小孩兒，一聽見警報響起便滿懷著對蘇聯(lián)修正主義和美帝國主義的仇恨奔向防空洞。在地道或地下掩體中，我想象蘇修或美帝的導(dǎo)彈、原子彈在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炸開了花。當我懷著想象的仇恨長大成人，那些地下設(shè)施的一部分變成了地下商場；當我結(jié)束了我被偏頭疼折磨的青春期，那些地下設(shè)施的另一部分變成了秘密妓院。因此，北京的確存在著另一個北京，是老舍那類人所不曾見過的，就像這世界上存在著老舍不曾見過的生活、不曾讀過的詩篇。日常生活的北京還不是全部的北京。你需要想象北京，北京會滿足你的想象；即使它暫時沒有你所想象的東西，它也會應(yīng)著你的想象長出你所想象的東西。我們都從想象中來。
　　多年以前一位小說家曾向我提及，中國古典文學(xué)對他來說僅僅是一個他者、一處風(fēng)景，當他使用中國古典文學(xué)時，他是把它當成了類似異國情調(diào)的東西。這異國情調(diào)并不能激發(fā)他的創(chuàng)造力，而是賦予他足夠的空間感，也就是說，本來屬于時間的東西被他空間化了。不要以為口出斯言者是一位西方小說家，他恰恰是一位熟讀中國古典文學(xué)的中國人。倘若我暫且拋開文化道德立場來回味一下這“小說家言”，那么我不得不傾向于承認這是一個行家里手的高見，盡管他也許會在臺面上否認自己持有上述看法。我并不想說我認同這位小說家的“異國情調(diào)說”，因為文化道德立場在我是無法徹底拋棄掉的，因為在中國古典文學(xué)中存在一些與道、與天命有關(guān)的非文學(xué)的東西，這與我眼前的北京所包涵的東西極其相似。但我同樣渴望以一個“他者”來破壞掉我習(xí)見的北京，這“他者”就是我對北京的想象。它不僅應(yīng)帶給我空間感、也應(yīng)帶給我歷史感：一座幽靈與活人混居的城市比一座被行尸走肉占滿的城市更抒情；一座與其地下城市相對稱的城市才適于精神駐足。讓我走得再遠一點兒：或許除了北京和北京之下的北京，還有一座北京之上的北京。
　　
　　三
　　即使我們只談?wù)摰孛嫔系谋本?，我要說，它依然是一個想象的產(chǎn)物。史稱金主完顏亮攻破北宋首都汴梁之后，悉輦其珠寶于此，故所有宮殿規(guī)制，均據(jù)汴都仿造（金故都方位與今日的北京并不完全吻合）。這種一座城市模仿另一座城市以便人們想象那被模仿的城市的情況，不僅存在于金宋之際：清代山西平遙以票號發(fā)跡之后，金融家們并沒有同時發(fā)展他們資產(chǎn)階級的審美趣味，而是根據(jù)自己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把平遙翻建成了一座地主階級的小北京。
　　如果北京的規(guī)制模仿的是汴梁，那么汴梁又是模仿的那兒？是金陵？是長安？如此類推，金陵、長安亦必有其模仿的對象。在哪兒？在地上？在地下？還是在天上？卡爾維諾在其《看不見的城市》中涉及過這個問題，但我們還是從中國人的傳統(tǒng)觀念中尋找答案吧?！稖Y鑒類涵》卷三三二引《公羊傳》：“京師，天子之居也。師者，眾也；京者，大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又引《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保ㄟ@句話讓我想起北京中軸線上的空宅子。）中國人這種對于首都作為一座城市的傳統(tǒng)定義實際上也是對于秩序、等級、儀式、體制、習(xí)慣、法律的確認，由此而產(chǎn)出的語言、精神生活方式、文化產(chǎn)品風(fēng)格等必然不同于西方城市文明所產(chǎn)出的東西。因此，說到底，像北京這樣的城市，其規(guī)制追本溯源是來自中國人的大腦，來自意識形態(tài)；這是一座意識形態(tài)之城。它可能適于觀看，適于儀仗隊走正步，適于皇家車馬招搖過市，但卻不像那些自然生長的城市適于居住。這不是一座自然的城市。在一個標榜“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國家，這是一件說怪不怪，說不怪也怪的事情。
　　（說到北京不是一座自然的城市，我們還可以提及元、明定都北京的原因：要么為了西望大漠、南鎮(zhèn)九州，要么為了更有效地抗擊蒙古人南襲，并進一步控制東北。是中國的政治、軍事版圖決定了北京作為首都的資格。此外，從地理上說，北京遠離水源。據(jù)走南闖北的詩人、數(shù)學(xué)家蔡天新講，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的首都沒有自然河流穿過――人工開鑿的另說――其中一個就是中國的北京，另一個是墨西哥的墨西哥城。由于地理位置，北京還常被來自阿爾泰山脈、途經(jīng)內(nèi)蒙古額濟納的冷空氣所攜來的沙塵暴攪得天昏地暗。但這類具體的歷史、政治、地理問題我們可以留在其他文章中討論。）
　　既然北京來自中國人的大腦，來自意識形態(tài)，既然北京不是一座自然生長出來的城市，那么它就是一座人工之城，就像使用人工語言的和合本《圣經(jīng)》，就像絹花、絹人、象牙球、白玉苦瓜、磨漆屏風(fēng)、掐絲琺瑯耳挖勺。在這一點上它似乎呼應(yīng)了拜占廷帝國對于工藝美術(shù)的熱愛。而歐洲的羅可可藝術(shù)風(fēng)格從中國人的藝術(shù)品味中獲得啟迪就不足為奇了。北京的人工色彩最醒目地見諸其街道的規(guī)劃。當年馬可•波羅記錄下的元大都雖然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北京，但其形貌實在與今天的北京大同小異：
　　……街道甚直，此端可見彼端，蓋其布置，使此門由街道遠望彼門也……全城中劃地為方形，劃線整齊，建筑官舍……全城地面規(guī)模有如棋盤，其美善之極，未可言宣。
　　這樣一座城市顯然有違管子的教導(dǎo)：“凡立國都……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guī)矩，道路不必中準繩?！睙o論是馬可•波羅還是謝閣蘭，都不了解北京之所以是北京的意識形態(tài)根由。他們都被這不同于西方城市的富于工藝之美的人工之城迷住了，他們甚至還在這人工之城的基礎(chǔ)上各自捏造出另一座北京。他們都沒能解開他們頭腦中有關(guān)北京的謎團，而他們的功勞恰恰在于他們的失敗之處，也就是說，他們擴大了有關(guān)北京的謎團。但我指出這一點不是要否定他們謬誤百出的觀察、想象和猜測：在今天這樣一個土洋結(jié)合的時代，他們的工作或許可以成為我們展開想象的出發(fā)點。
　　初到北京的人很容易注意到北京這橫平豎直的、氣派非凡、寬闊舒朗的皇家大道，并且很容易在這街道風(fēng)格與北京人的性格、北京人的道德觀念、北京人的文化產(chǎn)品之間建立起類比關(guān)系。他們往往不自覺地成為專制之美的擁護者，并且能夠感受到創(chuàng)造歷史的沖動。成都詩人萬夏初到北京時，面對這皇家大道曾經(jīng)從“氣”的角度發(fā)出過“三國演義”式的感慨：北京是天氣散，四川是地氣聚，而江浙是水氣浮。大將皆出在蜀地，可統(tǒng)一中國的還是由魏而晉的北方。他進而評述京蜀兩地詩人：由于北京的氣升天而散，故北京詩人虎豹行單；而四川的氣落地而聚，故四川詩人雞鴨行群。
　　我想是北京的皇家大道對萬夏產(chǎn)生了強烈的視覺沖撞，才使他發(fā)出這大塊切割的英雄豪杰式的感慨。其實北京自有它的迷魂陣。我本人就曾在一個夜晚，在西四那一帶亂七八糟的小胡同里迷路到天亮。不過，講究規(guī)劃的皇家大道確是北京不容撼動的重要特色之一。即使千百幢高樓從四合院平房的廢墟上拔地而起，依然不得不遵循皇家大道的歷史走向。
　　
　　四
　　說到近年涌現(xiàn)的高樓大廈，我就不由得要表達一下我對那個具有副科級品味的北京前市委書記陳希同的厭煩。他曾經(jīng)要求北京每一座新建的高樓上都要加一個大屋頂，以體現(xiàn)現(xiàn)代化北京的古都風(fēng)貌。這大概也算是個奇思妙想。于是北京就建成了一大批二三十層高的平房。這些高層平房，我操，有的像《封神演義》中的摘星樓，有的像《三國演義》中的銅雀臺。幸虧這地主后來被鎖進了班房，新建的高樓才不必非頂個大屋頂不可。不過，我對陳希同的厭煩現(xiàn)在已經(jīng)消去了一半。這倒不是因為他被鎖進了班房，而我又記起了與人為善、得饒人處且饒人的原則。數(shù)日前，我很偶然地在創(chuàng)刊于1884年的《點石齋畫報》中讀到一幅畫，畫題《第一高樓》，畫的是美國28層高的摩天大廈和大廈使用的“起落機器”（電梯）。中國人居然在19世紀末就知道了摩天大廈和電梯！但由于作者沒見過這兩樣?xùn)|西，故爾憑借道聽途說，外加自己的想象，把電梯畫成了從樓頂屋檐下垂、掛在大廈外面的大吊籃；更妙的是那座摩天大廈，完全符合八十年后陳希同的要求：28層高樓（畫面上只畫出16層）加一個大屋頂――這不是高層平房是什么？作者為了顯示這平房之高，還用墨線勾出云帶橫貫樓身，整個一幅改良文人畫！我由此推斷陳希同有鬼魂附體，而且那鬼魂來自19世紀末。
　　你看，我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一半是出于主動，一半是出于被迫。除了市中心那棲居著幽靈的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空屋以及那有著歷史走向的皇家大道，一個舊北京基本上已經(jīng)被一個新北京所替代。我并不懷念那個舊北京，因為我從未見過那個舊北京；而那些鋼筋水泥的新古董，根本無法喚起我回到舊北京的感覺。我只是在回味“北京”這個專有名詞時，會幽幽然獲得一種歷史的縱深感，我因此而領(lǐng)會想象的樂趣，我因此思索我的天命所在。北京，一個詞匯，除了它的方位所指沒有大的改變，它的政治所指、經(jīng)濟所指、文化所指，乃至道德所指均已大不同于從前。我從北京的名與實之間看出了距離。而名與實，或稱詞與物之間的距離，恰恰是想象的巨大空間。名與實，或詞與物，永遠只能有瞬間的疊合。那疊合的一剎那，便是創(chuàng)造的一剎那，其余時間，名與實的距離越拉越大，這對想象的好處也越來越大，直到它們之間再也無法維持對稱的關(guān)系，于是想象的琴弦繃斷。
　　我曾經(jīng)居住和工作在公主墳、王府井、崇文門、宣武門、薊門等地。但是公主墳既沒有公主也沒有墳，王府井既沒有王府也沒有井，而站在崇文門、宣武門或薊門的十字路口，則根本看不到古代的城門。那些實的東西早已灰飛煙滅，剩有一派空名咬住我頭腦中“有名無實”的寂寥。這“有名無實”，多么富有詩意！而同樣富有詩意的當然是“有實無名”。我有一位朋友，滿族人，長相一如郎世寧《阿玉錫持矛蕩寇圖》中騎在馬上、注目前方的阿玉錫。滿清入關(guān)前，八旗主被封為親王，又稱“鐵帽子親王”，而他的祖上就是那八個鐵帽子王爺之一。據(jù)我這位朋友講，當年李自成在湖北九宮山并未如史書所記被地主武裝殺死，因為負責押解李自成進京的就是他家祖上那位鐵帽子王爺。半道上王爺與李自成喝酒，發(fā)現(xiàn)兩人武藝竟出于同一師門，王爺便放走了李自成，回京后自己被皇上賜死，其后代被降為頭等男。如今我這位朋友，頭上既無那頂“鐵帽子”，也無“頭等男”的封號；他一副王爺相，卻成了個賽馬師，往來于北京和瑞典南部某城市之間，玩的還是他祖上的玩藝兒。他養(yǎng)著數(shù)匹高大的黑色的英國純血馬，個個膘肥體壯，極其性感。騎在馬背上，沉浸于“有實無名”的狀態(tài)中，他心中的詩意海闊天空。
　　英國詩人柯勒律治有名詩《忽必烈汗》，前五行曰：
　　忽必烈汗在上都曾經(jīng)
　　下令造一座堂皇的安樂殿堂：
　　這地方有圣河亞佛流奔，
　　穿過深不可測的洞門，
　　直流入不見陽光的海洋。
　　第一行中地名“上都”，原文Xanadu，上大學(xué)時老師告訴我們，那是柯勒律治為使聲音悅耳，由Xamdu一詞自造出來的。Xamdu，上都，即開平，忽必烈起家的地方，在今內(nèi)蒙古多倫北的石別蘇木。但我也看到有人把Xanadu譯成“大都”，如果是“大都”，則指的是北京?？赡苁钦`譯，但也不一定，因為Xanadu一詞本來就是柯勒律治自造的，不一定非指上都。寫到這里，我倒覺得，譯成“大都”對我更親切。但這難道真是一首寫北京的詩嗎？北京哪有什么“圣河亞佛”（Alph，thesacredriver）？其實柯勒律治本人大概也不知道他寫的是哪里，Xanadu之名是他自造的，實更無從談起，他就憑著他“無名無實”的幻覺，建造了一首幻覺之詩。而這首詩竟然比忽必烈的宮殿活得更長久。在中國也有類似的例子，李白在寫《蜀道難》時并未走過蜀道，全憑想象展開奇跡。關(guān)于北京，我就想寫一首這樣的詩，我的難度當然比李白、柯勒律治更大，因為我生活在我想象的地方。有了這個念頭，我對那些一般化的描摹、敘述北京的作品，就有些瞧不上眼了。